1976年的寒冬，人们哭泣着站在十里长安街的路旁，等待周恩来总理的灵车通过。我也和大家一样站在寒风凌厉的街旁目送周恩来总理的灵车往八宝山驶去。我心里涌出无数的往事。在人大会堂我见过周总理多次，但总是他在台上我在台下，我只能远远的望着他。
回想起来，我只有两次机会与周总理直接接触。那是在1957年11月，父亲李四光因小便大量出血，经医生诊断认为左肾长有恶性肿瘤，需要马上动手术。父亲住进了北京医院。就在这时，周总理到医院来看他。周总理披着一件医院的白大褂，笑呵呵的走进门来，他掏出手绢，擦拭着头上的汗，连声说好热好热，脱下毛背心，然后坐在父亲的病床旁边。春天仿佛随着总理一起来到了这小小的病房，屋里的空气立即活跃起来，总理先详细地询问了父亲的身体情况，接着又兴致勃勃地和父亲拉起家常话，让他安心治病。快乐的气氛感染了父亲，父亲的心情也轻松了许多。父亲很羡慕总理的一头黑发，看上去显得那么年轻、精神抖擞，就问总理是怎样保养的？总理说他经常吃桑椹膏，劝我父亲不妨也试试，父亲摸着自己的一头白发，笑着说，怕来不及了。父亲又问总理：“您的工作这样忙，睡眠是怎样保证的？”总理回答得很干脆：“靠安眠药，有事情就叫醒我。”父亲不禁心里一酸，极力抑制着自己的感情，他对总理诚恳地说，您工作这样忙，请您以后不要再来看我了，我会听您的话和病魔作斗争的。时间在笑声中不知不觉地过去，总理要走了，他看见我侍立在旁，就亲切地握着我的手，问我在哪里工作，是党员吗？我不好意思地低下头说：“还不是。”总理严肃地说，党交给你一个很重要地任务，一定要好好照顾你父亲的身体。
就在手术的前一天，总理又来看我父亲，虽然他只坐了15分钟，但是他给了我父亲极大的勇气和力量，坚定了与疾病斗争必胜的信心。后来父亲才知道，这次总理来医院是特为亲自审阅我父亲的手术方案，询问了手术中可能发生的一切问题，最后才批准这次手术。
在总理亲切的关怀和医生们的努力下，父亲顺利地动完了手术。这时，总理又第三次来看望父亲，要父亲安心养病，尽快恢复健康，好为人民服务。在病榻旁，总理又一次问父亲入党的问题考虑得怎么样。其实父亲早想提出入党要求，但是感觉条件不够，年纪又大，恐怕起不了什么作用。父亲激动地对总理说：“我的入党申请书早已写好了，请党考验我吧。”总理这样关心父亲的政治生命，使他感动极了，真是再没有什么能比这件事使他在病中感到更大的安慰了。父亲于1958年12月22日批准为中国共产党预备党员。1959年转为正式党员。
1965年北京医院诊断出父亲患有动脉瘤，但是医生和他本人都不主张动手术，主张采取保守疗法，即不能劳累，不能生气，不能激动，更重要的是血压不能波动。周总理了解到这个情况，在“文革”期间给予父亲无微不至的关怀，他让总理联络员把北京医院的诊断书贴在地质部和地质力学所的大门口，并对两派造反派讲不要去干扰李四光同志。父亲在家里写书，有时听听地质野外队的汇报，在这种条件下坚守在领导工作和科研工作岗位上是十分困难的，父亲的情绪很不好。就这样他的血压开始波动起来，我给他量血压时高压经常从110波动到220。在1971年4月29日终于动脉瘤破裂而与世长辞。
对于父亲的死，我是有思想准备的，但是这么快到来仍觉得很突然。5月2日我接到通知，5月3日上午要在八宝山为李四光举行“告别仪式”，我不知道第二天会有些什么首长来参加这个“告别仪式”。我头脑里只是重复着一个景象：父亲去世的头一天晚上和我讲了许多的话，谈到他对未来地质工作应该怎样做的一些想法，他多么想把这些想法倾诉给敬爱的周总理听，但是，他现在已不能亲自完成这个愿望了，于是我提起笔来给周总理写了一封信。我只是想用我的笔把我父亲没有来得及说的心里话告诉总理，从而告慰刚刚离开我们而去的父亲。
霏霏春雨下个不停，八宝山公墓小礼堂站满了人，我扶着母亲站在家属一行。忽然门被推开，一位负责同志通知大家：总理要来。我心中一热，急忙从口袋里取出了那封信……
人们密密麻麻站满了这不大的地方，从休息室进来了中央领导同志，第一个就是周总理，后面还有李先念、李富春副总理等。“告别仪式”是由郭沫若同志主持的，我看见郭老正要说什么，周总理就健步走到扩音机前停了一下，慢慢地、沉痛地说：“我们国务院的工作没有做好，没有给李四光同志写悼词。可是早上来时，我收到李四光同志的女儿李林同志的一封信……”说到这里，总理转过头来问道：“李林同志来了没有？”我连忙回答：“来了。”总理又接着说：“我在休息室里征求其他领导同志的意见，是否就用李林同志的信做悼词，他们都同意了。”说完，总理从衣袋里拿出我给他的信，慢慢地念起来。其中一段是这样写的：“敬爱的总理，我父亲老想找您谈一谈我国科学工作的问题，但是他想到您太忙，不忍心打扰您，他有许多话要对您讲，但是遗憾的是还没有来得及讲就去世了。在他的遗物里，我找到这样一个纸条，上面写着：‘在我们这样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里，我们中国人民有志气，有力量，克服一切科学技术的困难，去打开这个庞大的热库，让它为人民所利用。如果我们不这样作，而把地球交给我们珍贵的遗产、煤炭之类内容极其丰富的财富，不管青红皂白一概当燃料烧掉，我们的后代，对我们这种愚蠢和无所作为的行为，是不会宽恕的。’”当总理念到信中最后一段关于父亲对总理的敬意时，他停下不念了，把信又放回口袋。
“告别仪式”结束后，周总理走到人群中大声问：“你们都听见了吗？”人们回答：“听见了。”又问：“你们是搞地质的吗？搞地震的同志来了没有？”总理语重心长地说，现在把任务交给你们大家了。是啊，父亲虽然去世了，但他未完成的事业，一定会有更多的人去完成。
总理缓步向我们走来，后面跟着李先念副总理等中央领导同志。总理走到母亲面前，紧紧握住母亲的手，低沉而有力地对母亲说：“许大姐，你要好好保重身体，要化悲痛为力量，要继承李四光同志的遗志。”总理默默地和我们家的每个人握手，最后看见了父亲的秘书周国均同志，总理打量了他一下，轻声问道：“你是？”周国均同志回答：“我是秘书。”总理握着他的手说：“把李四光遗留下来的资料好好整理出来。”就这样，由于周总理的关怀，一个告别仪式仍旧开成一个庄严的追悼会，而且使父亲生前的遗愿得到落实。这件事充分说明周总理对科技工作者寄予多么深切的期望和关怀。
在周总理100周年诞辰之际，我有幸为他写纪念文章，这是我极大的荣誉。
